我院召开2020年第一季度院情通报会

[85]以往的隐私侵犯多发生于固定的空间，而在新技术条件下，信息流动变成非线性的动态过程，难以事先在空间层面对信息的特征、功能与使用方式做出规定与评估。

[24] 按照科学的要求，国家应当依据科学根据作出风险预防措施，如果没有明确的科学根据原则上就不应该采取风险预防措施。而在生产阶段，《种子法》第15条、《畜牧法》第20条、《渔业法》第17条第2款等都要求对转基因种子、转基因畜禽品种、引进转基因水产苗种等进行安全性评价。

此后，区别于防止原则的预防原则日渐推广。风险预防并非纯粹的臆测或假设。虽然在制宪史上增修这一条款可能并未考虑过风险预防问题，通常国家对人权的保障也仅限于防御危险，但这并不妨碍其客观上承担为风险预防提供依据的功能。2020年《生物安全法》第3条规定：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则上应该承认可以采取预防措施，然后再尽可能地进行风险评估，继续收集信息，再对原来采取的预防措施进行重新评估，并及时作出调整。

例如，警察将醉酒的人带回警局约束至酒醒为止，约束措施是针对人身危险的，不属于风险预防措施。[42]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46-48頁参照。第二，完善权力运行机制。

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良法是达致善治的前提，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而良法的形成必有赖于立法者的立法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立法能力无疑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3]See Christopher Z. Mooney, Citizens, Structures, and Sister States: Influences on State Legislative Professionalism,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20, No.1, 1995, pp.47-67. [4]See Andreas Bågenholm, Understanding Governmental Legislative Capacity: Harmonization of EU Legislation in Lithuania and Romania, Göteborg: Livréna AB, 2008, p.24. [5]（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47页。在制度层面，立法任务主要是由人大代表组成的人大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来完成，其中非人大代表组成的人大工作机构承担了大量的具体立法工作。我们对立法的尊重，部分是我们应该对在现代生活的环境中取得一致、协作、协调或者集体的行动予以赞颂。

立法体制机制问题具有宪法性，涉及国家立法权的分配与运行，是国家立法权有效运转的关键。在这一意义上，相当于制定法。

[30]能否采取一致行动，立法者的协调能力至关重要。甚至有的领导仅凭借个人的经验和主观意愿，基于政绩的要求，带着热情和冲动提出立法要求，缺乏调研和论证，进入立法程序后，倘若民主程序缺漏，领导意志被严格落实，往往会导致失败的立法甚至是错误的立法。[61]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除了通过制度约束外，对于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是基础性的，这些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应具备的基本素养。[16] 二、立法能力的构成与检视 ‘立法者是法律人中最值得称道的‘人类行为工程师，是最了不起的伟大的‘非凡人物。

我国人大下设有专门委员会，人大常委会下设工作机构。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12]（美）杰里米·沃尔德伦：《立法的尊严》，徐向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页。[28]参见赛德曼等，见前注[26]，第52—57页。

[38]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产生前后, 《瞭望周刊》1987年第49期，第10页。（四）队伍专业：优化立法者与立法工作者的构成 应当制定一部法典的时代，必当在智慧上超迈此前的一切时代，因而，一个必然的结论乃是，其立法能力必定为其他时代所阙如，因而，应当认为这一时代在其他方面亦且具有高度修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的制度构成是不可动摇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国家根本大法的要求，在立法工作中，中央要求凡是涉及到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

[54]田成有，见前注[17]，第42页。法律解释覆盖立法、司法在内的各个法律活动领域，不同领域的法律解释具有不同的特性和要求。这一词亦指在立法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果，即所制定的法律本身。[48]制度支撑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立法者应有的地位以及立法能力的养成与发挥。除了《立法法》修改的契机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立法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客观上也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能力问题提出了新要求，新形势新任务激发了全社会对立法的强烈需求，但是立法的强烈需求与立法的供给不足之间却产生了张力甚至矛盾。程序制度缺失和重要制度不连贯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在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存在的主要制度缺陷，导致了我国现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很多实体制度在实际生活中长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32]立法要获得人们的尊重并在现实生活得以有效地实施，对于立法者而言，在立法过程中具备凝聚共识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广泛的代表性是我国《选举法》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要义。

换言之，立法者的立法能力与立法效能是成正比的，立法产品质量高说明立法者的立法能力强，反之，立法产品质量低下则说明立法者的立法能力欠缺。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中，立法主体不仅包括人大，还包括政府，是一个有权立法的团体和个体所构成的统一体。

[47]参见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对于立法的内涵和外延，众说纷纭，但一般有过程说与结果说两种。

要有效完成各项立法任务，需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必须具备履职能力，具有比较完整的专业知识结构。唯有如此，立法者才能通过这些强制性的规范，提升立法能力。目前人大对财政的监督流于形式的现象比较严重，听有余而议不足。第四，立法能力表现为立法的生产力。

[51]（美）威廉·J.基夫、莫里斯·S.奥古尔：《美国立法过程——从国会到州议会》（第十版），王保民、姚志奋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65页。[8]国内学者对能力的内涵也多有阐述，如有学者认为能力是人在某种实际行动或现实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可以实际观察和确认的实际能量，它表明人驾驭某种现实活动的熟练程度，是人在活动中显示出的能量和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学界也陆续产出了一些研究成果。[36]立法论证是立法主体围绕立法议题而进行的说理活动。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25页。[34]参见丁祖年、吴恩玉：立法公开的规范化与实效化探讨, 《法治研究》2013年第3期，第120页。

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闭门立法是将立法过程封闭在某种较小的团体之中，由它们确定立法的基本问题和基本事项，而不向社会公众保持开放。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立法研究大多集中于议会的立法能力或立法运作，而忽视了议会的立法效能。科学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人类对世界的规律性把握，也就是实现‘思维和存在在规律层次上的统一。

在听证过程中，听取利害关系人、有关团体和专家学者的意见，经由各方直接陈述、辩论和举证，可以使立法机关获得新的资料并了解事实、衡量政治利益得失、充分反映民意。主观立法是指立法过程和立法行为出自于立法者单方面的主观认识，这种主观认识并没有法治实践中相对客观的素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国务院是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

其中，不少立法项目是由行政部门提出来的，行政机关借助立法使部门利益合法化，部门立法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立法审议是立法程序的核心环节。